吉林穷小子,考上北大,却被北大封杀,合伙创业,又被踢出局
他是北大学子,替人背黑锅,却被北大全面“封杀”,无法留在北京。
此地留不住爷,自有留爷处。
之后,他被学长邀请,加入广告公司,25岁便赚到第一个100万。
30岁,他通过一款产品,挣到人生第一个1000万;
31岁,与合伙人决裂,辞职回家休息3年,期间,他依然赚到了第一个1亿。
36岁,他自立门户,涉足金融服务行业,轻轻松松拿下第一个10亿。
他就是孙陶然,金融界的大佬,却一直自称“普通的创业者”。
然而,他的经历,确实不普通。
(孙陶然)
1969年,在那个提倡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孙陶然出生了。
多年前,孙家祖先三人闯关东,结果走丢了一个人。
剩下的两个,其中就包括孙陶然的祖先,他决定就地扎营,留在了辽宁昌图县后窑村。
而另外一个,则继续徒步,最后在黑龙江佳木斯落脚。
孙陶然的祖先特别努力,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地主,家境殷实。
轮到了孙陶然太爷这一代,太爷不幸得病,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两人。
太奶奶一个人带娃,没人帮衬,被族人排挤、算计,最后只分得一点家产。
到了孙陶然爷爷这代,更是没讨着一点好处,但比起一般人,家境还算不错。
可再多的钱财,也奈何不了爷爷大方。
爷爷为人仗义,谁家有困难,他一定会出手相救,谁家需要钱,他肯定会大方掏出来。
有一次,村里有个小伙子被抓走了,他家人马上跑去求老爷子想想办法。
对方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孙老爷子二话不说,拿出1000块大洋,只身进入牢狱,把人捞出来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人有好报,孙老爷子也得到了善报。
后来,东北每家每户根据其土地占有量划分,土地多的,自然会被划分为地主、富农。
一旦顶上“地主”的头衔,就要被“打土豪分田地”,上交土地、家产,甚至受到骇人的惩罚。
孙家财产虽然已经被老爷子“败光”不少,但土地还是富足,很容易被划到地主一类。
碰巧那年,突发大水,孙家的大片土地遭殃,被淹了不少。
等到划分时,大家都很默契地“忘记”这片土地,帮孙老爷子瞒天过海。
而当时负责划分土地的组长,就是那年老爷子掏钱救出来的小伙子。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小伙子便顺理成章将孙家划为“下中农”。
“‘老孙头’必须是‘下中农’,是我们一伙儿的,不是敌人。”
就这样,孙家才逃过一劫,免于受罚。
也因为这样,孙陶然的父亲才有机会上学,成为孙家的第一个大学生。
孙陶然出生后不久,母亲本来在工厂上班。
父亲大学毕业,学历吃香,也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孙陶然小时候)
但后来国家大搞三线建设,工厂搬迁,为了照顾孩子,母亲辞掉工作,成了全职妈妈。
一家四口,全靠父亲那份工资生活。
而当时作为家中的独子,老孙还要赡养自家老爷子、岳父。
45元工资,掰成几块用,生活过得捉襟见肘。
有一次,孙陶然生病,吵着嚷着要吃罐头。
可罐头一瓶最便宜也要两块钱,抵得上一家人两天的饭钱。
实在拗不过孙陶然,母亲只好拉下脸,跟邻居借了两块钱。
结果罐头刚买回来,孙陶然一撇手,罐头打翻了。
罐头没了,钱也借了。
那天,母亲心疼的哭了一晚上。
一个人的工资实在养活不了一家人。
思考再三,母亲决定重新工作,帮忙分担压力。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可工作地点太远,如果母亲去了,夫妻俩面临着异地分居生活。
可当下,赚钱养家要紧。
夫妻俩一商量,老孙一边工作,一边照看两个孩子,妻子一人去打工。
就这样,日子才一点点好起来。
父亲是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孙陶然简直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父亲一起学习。
为了教儿子,老孙自己编写教材,鸡兔同笼、相向相背的经典数学题,孙陶然一学就会。
虽然是理科生,可老孙也对文学情有独钟,经常看书,兴致到时,还会吟诗作对。
在他的熏陶下,孙陶然的语文水平不错,在入学之前,他早已熟读《诗经》等经典著作。
8岁那年,孙陶然跟着母亲生活,就近入学。
机床厂小学只有5个老师,老师还时不时请假。
一请假,学生们就开始玩,丝毫没有学习的心思。
孙陶然实在看不过去,既然没有老师,那自己就亲自操刀上阵吧。
老师一请假,8岁的孙陶然就成了“代课老师”,站在台上一本正经给同学们讲课。
只不过,孙老师讲的课太过于超前。
如果稍微开小差一会儿,之后肯定跟不上节奏。
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在讲四年级的数学题,常常听得同学们一头雾水。
后来,由于底子不错,学校破天荒让孙陶然跳级,二年级读完,直接升入四年级。
这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跳级升学的人,因此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那段时间,机床厂广播站反复播送:
孙绍文教授和厂医院薛淑珍的儿子孙陶然,通过了跳级考试,成绩优异,直接从二年级升入四年级……
有个聪明绝顶的儿子,母亲在厂里自然沾了不少光,成了厂里的红人。
1980年,孙绍文工作调动,孙陶然跟着父亲回到长春,就读五年级。
读了一年,孙陶然直接参加升学考试。
当时,他自信满满,对考上好学校势在必得。
结果,可惜的是,以0.5分之差,与东北师大附中失之交臂。
最后,退而求其次,孙陶然去了长春五中,那里也不差,是区重点中学。
到了长春五中后,孙陶然像解放天性似的,变得调皮捣蛋,特别能惹事。
初二那年,孙陶然忽悠几个男女同学,跟他一起逃课逛公园、看电影。
那时,逃课事小,男女来往事大。
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直把“男女之事”视为头等大事。
一旦发现,班里男女同学私下往来,她绝不放过,杀一儆百。
班主任发现这件事后,挨个谈话,找家长,让家长领回去教育。
最后,她还当着大家的面,训了孙陶然一顿。
还让大家以孙陶然为反面教材,别逾越男女界限。
孙陶然非常叛逆,老师不让做的事,他偏要做,而且还要当着老师的面做。
为了管束孙陶然,班主任安排女班长跟他当同桌,希望班长能帮忙管一管这个刺头儿。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班主任还是小看了孙陶然。
那时,班上的捣蛋学生上课看课外书、自习课说话,甚至还到操场溜达。
但无论如何,总能被班主任抓个正着。
他们没怀疑自己拙劣的演技,反倒怀疑起女班长,咬定是女班长打小报告。
大家决定给她点颜色瞧瞧,一起孤立她,偷偷对她的书包、座椅动手脚。
班长是小女生,受不了大家的排挤,经常偷偷哭鼻子。
这时,孙陶然反倒当起了“知心大哥”,安慰班长,站出来替班长伸冤。
这招“趁虚而入”,直接攻破了班长对他的防线。
从那之后,孙陶然上课说话,班长也跟着说,他看课外书,班长还给他“补货”。
多亏班长,孙陶然初中读了不少好书,写作水平噌噌上涨。
高中时期,孙陶然的阅读量更是暴增,几乎读了高阳、金庸、琼瑶,以及尼克松所有的作品。
那时,孙陶然还结交了不少书友,大家一起交换书看,临了还一起交流心得。
吕彤是孙陶然的同学,每天中午,两人就跑到学校广播站,广播一节《恶魔导演的战争》,每天读半小时。
高一文艺汇演,孙陶然跟吕彤、文艺委员张翠薇一起合作了一首诗歌联唱。
诗歌作词是孙陶然、吕彤的劳动成果,张翠薇负责作曲。
演出一结束,全场沸腾,孙陶然三人也瞬间成了学校的名人。
不仅如此,他们的作品成了附中第一个学生自行创作的诗歌联唱类作品。
高二分科,当时孙陶然的理科成绩名列前茅,在大家看来,他自然选理。
而且当时,理科占上风,大家普遍瞧不上文科生,只要理科成绩还过得去,大家都会选理科。
可孙陶然却不走寻常路,执意选文,他一人学文还不够,他还要“拉别人下水”。
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忽悠几个理科学霸,跟着他一起学文科。
最后,他们班学文的人,几乎占了文科班半壁江山。
他们一走,原本实力最强的四班,瞬间元气大伤,逐渐跌出排行榜前三。
到了文科班,孙陶然更是如鱼得水,成绩一直名列前三,还成了班上的头儿。
1986年元旦,文科班开联欢晚会,孙陶然跟吕彤来了兴致,站在班门口,吟诗作对,贴对联。
(吕彤写给孙陶然的诗)
那一年虎年,吕彤说,“虎威虎风虎跃腾观自然界”,孙陶然对“才子才女才高笑傲理科班”。
这时,碰巧有个同学路过,一看班门口的对联,直接贴了个横批“不服不行”。
公开叫板理科班,挑衅理科班,这种事只有孙陶然敢做。
但不得不说,孙陶然确实有本事,有本事就有底气。
1987年高考,孙陶然以总分559分,全省文科第四,考上POS机扫码北京大学。
进入北大后,北大自由的氛围,让孙陶然更加敢想敢做。
大一时,孙陶然串掇同学赵欣舸一起做生意,两人合资进了一批北大九十周年校庆纪念品。
结果,进货时有多雄心壮志,卖货时就有多胆战心惊。
站在地摊前,孙陶然根本放不开,拉不下脸吆喝,最后只好赵欣舸来叫卖。
结果,吆喝了半个月,没有卖出一件货品,两人只好灰溜溜收拾东西回家。
然而,这次失败经历并没有打垮孙陶然,聪明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千百个理由。安装POS机
孙陶然自我安慰,自己是韩信一样的才人,只能扫天下,不会扫一屋。
做不了生意,孙陶然只好跑去参加社团。
在社团里,孙陶然混得风生水起,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还带领社员参加不少课外实践活动。
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把精力花在社团、社交,自然也就没心思学习。
拉卡拉电签
英语四级考试前晚,孙陶然还有兴致,跟北医联谊,一群人去王府井电影院通宵看电影。
电影看完,天已经亮了,孙陶然骑自行车回到学校,已经七点多。
而四级考试八点半开始,孙陶然回宿舍收拾一下,直接去考试。
结果,孙陶然61分侥幸过关。
然而,更大的大事,还在后头,这次,孙陶然并没有逃过一劫……
大四那年,考虑到未来想从事记者,孙陶然申请到大学生杂志社实习。
那时,北大正在搞节约粮食运动。
孙陶然一向有话直说,直接写了一篇“节约粮食不能靠运动”文章,公开与校方对着干。
如他所愿,文章火了,但在北大“百家争鸣”的精神下,校方也拿他没辙,也就没处罚他。
然而,这个插曲,却由此让他摊上更大的事……
当时,大学生杂志社策划“夜访首都七大高校”活动,展示七大高校真实的校园氛围。
孙陶然作为北大学生,负责接待记者,带他拍摄北大。
当时的孙陶然,没有什么心眼,心想不就是一次展示吗,自然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纪录片一出,其他六大高校,要么走路看书,要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学术,学术氛围浓厚。
只有北大,画风突变,学生打扑克牌,搞派对,丝毫没有学习的氛围。
作为堂堂的北大,展示出来的竟是“不三不四”的学风,北大一下子被推上风口浪尖。
校方立马追责大学生杂志社,杂志社扛不住压力,直接把锅丢给了孙陶然。
这下,校方气不打一处来。
又是孙陶然,新账旧账一起算,大大处罚了孙陶然。
成了替罪羊的孙陶然,甚至被全面“封杀”。
毕业后,同学们都拿到了留京指标,只有孙陶然,被禁止留京。
校方的指示是:
“即便你系所有的学生都留京了,孙陶然也不可以留京。”
当时,孙陶然已经通过联想公司的面试。
按照计划,毕业后孙陶然可以直接进联想,当总裁室秘书。
可没有留京指标,留在北京都是难事,更别说可以到联想公司。
当时,大学生杂志社编辑刘文献,当时的风波,他也有责任。
看到孙陶然如此境地,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补偿人家,拉他一把。
毕业后,刘文献进入四达技术中心,担任公关部经理。
可当时,公关部只是一个空壳,刘文献几乎得从零开始。
他想到了孙陶然,于是打电话,拉他过来一起组建公关部。
在四达,孙陶然大展身手。
仅用五年,孙陶然便从一名普通职员,摇身一变成副总裁。
当时,副总裁的待遇相当于副局级干部,此时的孙陶然才28岁。
此时,孙陶然已结婚成家,爱情事业双丰收,妥妥的人生赢家。
1997年,孙陶然与好友赵文权一起,成立了蓝色光标公关公司。
1998年,孙陶然受张征宇邀请,又加入恒基伟业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担任常务副总裁。
加入恒基后,孙陶然大刀阔斧,策划新产品,成功推出全中文掌上手写电脑—商务通。
商务通一上市,市场份额一度超过70%,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
而作为“孩子他爸”,孙陶然自然名声大噪。
此时,孙陶然已经站在顶峰,吃喝不愁。
以前是“千金散尽不回来”,半个月就花完了一个月的工资,剩下的半个月只能喝西北风,到处蹭吃蹭喝。
如今,孙陶然想要什么,就能买什么。
1999年,为了犒劳自己,孙陶然大笔一挥,买了辆宝马728、宝马540。
当时,全北京只有两辆宝马540,其中一辆,就在孙老板手中。
春风得意,孙老板在台前笑得乐呵呵,有人在台后恨得咬牙切齿。
作为四达集团的副总裁,同时又参股几家公司,孙陶然混得如鱼得水。
不久后,智能手机刚刚起步,恒基伟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市场,决定加入厮杀,分杯羹。
孙陶然认为,从现有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中选择一款手机,贴上商务通的牌子,先攻入市场,抢占先机。
张征宇唱反调,执意自己研发产品,否则决不进入智能手机市场。
可孙陶然觉得,按张征宇的想法,恒基伟业绝对不占优势,失去瓜分市场的主动权。
而张征宇听不进任何声音,决心先原创,再打市场。
两人意见不合,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孙陶然以为,这只是一次纯粹的争吵,可没想到,张征宇却决意与他一较高下。
在孙陶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组织新的团队,开始研发产品,他甚至承包了全产业链。
最后一次开会,张征宇果断对孙陶然说:
“我想清楚了。如果由你来做决策,有50%的可能是对的,有50%的可能是错的;
而由我自己做决策,同样50%的可能是对的,50%的可能是错的。
既然我是大股东,那我还是想由我来决策。”
张征宇打的算盘,孙陶然早已心知肚明。
他这是完全将自己排挤出局,既要吃肉,又要喝汤。
后来,张征宇看中一个美国项目,计划投资。
可孙陶然仔细考量过后,觉得项目对公司毫无帮助,不值得投资。
在孙陶然眼里,张征宇拿着几百万美元,白白去送给人家,他决不同意。
而且,孙陶然见过项目负责人,他一看就是那种满嘴跑火车的大忽悠,完全信不过。
结果,张征宇自作主张,用个人分红去投资,如孙陶然所想,这笔钱打了水漂。
张征宇三番两次,与自己对着干,孙陶然终于受不了,主动捅破窗户纸。
在一次会议上,孙陶然直接问张征宇,“你扪心自问,公司是你一个人的吗?”
结果这句话,一下子点燃张征宇的怒火,张征宇毫不犹豫回他: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没有我,你们屁都不是。”
原来,昔日好友从没把自己当兄弟,孙陶然心灰意冷,老泪横流,提出辞职。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孙陶然走后,核心创始团队陆陆续续辞职,最后只剩下张征宇与李明。
2000年,恒基利润下滑到2.5亿;
2001年,利润下滑至5000万;
2002年,直接进入亏损阶段。
之后,恒基等来救世主,与橡果国际合作销售商务通保密手机,再次获得热度,重新活了过来。
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罢了。
恒基伟业垂死挣扎时,孙陶然做起了世外仙人,休养生息。
白天,打高尔夫球,晚上,约朋友在家打牌,快活似神仙。
得知孙陶然“失业”,各家公司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邀请他加盟。
当时,孙陶然虽然离开了恒基,但他还是蓝色光标的创始股东之一,赵文权邀请他来担任董事长。
考虑到赵文权已经做得很好,如果自己中途加入,恐怕会再引起事端;
被误以为自己抢了风头,破坏两人友谊。
于是,孙陶然拒绝了蓝色光标的邀请。
除此之外,一家巨头家电集团也发起了示好信号,联想集团也有意邀他入局。
考虑再三,孙陶然全都拒绝了。
对他来说,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还不如自立门户,自己闯出一片天。
2005年1月,孙陶然正式成立拉卡拉。
听到孙陶然自立门户,各行大佬非常看好,纷纷投资入股。
联想投资100万美元,雷军投资50万美元,孙陶然自己掏出50万元,拉卡拉的启动资金一共200万美元。
此次自立门户,孙陶然发誓,要做一定要做到最好,做最伟大的企业。
他设立了三条标准:
一是必须做到行业内数一数二;
二是要可持续增长,每一年至少要比前一年增长20%以上;
三是要受人尊重,受自己员工尊重,受同行尊重,受社会尊重。
对于公司的发展方向,孙陶然与雷军商量,最后将目光瞄准金融领域。
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曾放言开放金融。
而此时,金融服务还是一片空白,孙陶然这时进军,绝对能抢占先机。
但在某程度上,空白也就意味着危机四伏。
金融服务行业遍地黄金,细分服务,都有其红利可赚,但它属于高门槛行业,切入很难。
牵一发动全身,金融任何一个服务都会牵扯到银行、银联,如果对方不同意你做,你就没法下手。
换句话说,在金融服务行业,你永远不是老大,永远得被牵着鼻子走。
当然,这也不是无路可走,金融服务行业里,虽然老大在,但用户才是永远的上帝。
这个月活跃的用户,下个月基本上还是这批用户,有时候还能裂变出其他用户,盈利很快。
只要掌握了用户,就等于取得了胜负关键,输赢的筹码。
由此,孙陶然权衡取舍之下,最后决定与卡友、银联合作,做终端用户的生意。
很快,孙陶然在北京、上海打响知名度,拉卡拉名气大增。
2007年,孙陶然得到第二轮融资,总共820万美元。
他趁胜追击,挥一挥旗帜,将拉卡拉遍布全国。
2014年,徐氢找上门来,建议孙陶然尝试做互联网小额贷款。
他已经把产品做出来了,孙陶然只负责砸钱就行了。
但是,互联网小额贷款水深,几乎很少人敢碰,可孙陶然一听,果断决定入局。
“给你3000万,先按照你们的模型,闭着眼睛把1500万放出去。
如果都没还回来,你来找我,我们复个盘,然后再闭着眼睛把剩下的1500万放出去。
如果还是都没还回来,我们认了。说明我们不是做互联网小贷的这块料。”
要知道,拉卡拉当时还没有实现整体盈利,孙陶然一下子丢出3000万,无疑是在玩火。
事实证明,孙陶然不愧是高级玩家,“闭眼”玩,还是玩赢了。
2017年,3000万已经暴涨至120亿,仅3年时间,扩大了整整400倍。
仅靠这项目,拉卡拉收入就有25亿,净利润超过5亿。
2019年4月25日,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上市之后,孙陶然加快步伐,双管齐下。
打造基于IDC、专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融合生态,推动业务体系向“云原生”迁移。
除此之外,孙陶然搭建新平台,快速响应前端上下游用户需求。
2020年,公司高管总薪酬1212万,作为老大,孙陶然工资517万。
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33亿,发展如日中天。
对于孙陶然的成就,别人夸他有实力,别人捧他有能力。
而他却只说,因为自己敢想敢做,才有了财力。
只要敢想敢做,梦想也可以不是空头支票,它能够拥有兑换力。
他曾给女儿写过三句话:
1.To be a nice one!如果人生有捷径,那一定是“做个好人”。
2.Just do it!好人!赶紧去做你想做的事,过你喜欢的人生吧!
3.So What!去追逐你的梦想吧,只要不违背普世价值,结果成败又如何?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愿你我共勉!
作者:朱小畅&罗小洁
大POS机 拉卡拉POS机电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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