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POS机：透过金融行业的三大支柱，详解金融体系如何在监管中发展

透过金融行业的三大支柱，详解金融体系如何在监管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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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历史长河：金融何以成长

前面我们讲了金融是如何促进经济与人类社会进步的，也讲了金融要发挥其功能，需要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三大支柱，它们共同构成了金融体系。这三大支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的。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有哪些因素推动（或约束）了金融三大支柱的发展与变革呢？

解除金融的枷锁：宗教改革

偷时间的人：有息放贷者

金融是资源的跨期配置，这就必然会涉及借贷，因此，金融发展首先涉及人们在观念上如何认识和接受“利息”。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柏拉图说起。对柏拉图来说，立法的主要目的是弘扬道德价值观，惩治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富人不可能有德行，正如中国人说“为富不仁”，因此，他认为，应该禁止公民从事生产性职业，因为这让人堕落，在理想国中，贸易无足轻重，不仅禁止黄金、白银，而且应禁止有息贷款。

及至亚里士多德，“金钱是不结果实的”成了他信奉的原则，他谴责高利贷，认为它不符合货币的真正性质。在他看来，货币只是一种约定，是为了便利交易，在社会各行各业中，放债人最卑鄙，因为他们企图用没有自然生殖能力的货币赚取利润。

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利息的观点还是“学术”的，一旦进入宗教，便成了基于信仰的行为规范。基督教就曾经严格禁止借贷关系。《利未记》中写道：“借给他人银钱，不可取息。”《申命记》中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不可取利。”

在基督教禁息的漫长岁月里，只有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经营有息贷款，使他们主导金融世界长达多个世纪。到中世纪后半期，教会对有息放贷的排斥达到顶峰，人们对放贷者尤其是犹太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敌意。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但丁在他的《神曲》中，就把放贷者放在炼狱的第七层，“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上……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钱袋”。被打入同一层地狱的还有诸如鸡奸、渎圣和暴力等违背自然的罪孽之人。因为放贷取息者选择了根本不同于上帝所指定的路，他不追求自然的果实，而追求金钱的果实（利息），犯了蔑视自然的罪；他不劳而获，犯了蔑视生产劳动的罪；他把希望寄托在重利盘剥上，犯了间接地把暴力施加于上帝的罪。

神学家将有息放贷等同于偷盗。教皇要求基督徒通过汗水获取面包，否则，就会被逐出该教并获刑。早在公元5世纪，圣利奥大教皇甚至断言，“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死亡”。勒高夫在《钱袋与永生》中说：“放贷者被称为偷时间的人，因为在放贷者出借金钱和取回本利之间，出卖的仅仅是流逝的时间，而时间只归上帝所有，是故，有息放贷者就偷了上帝财产——时间。”勒高夫进一步引用《范例表》阐释概念：“放贷者并没有卖给债务人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出卖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从出卖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中抽取利息，都是罪恶的偷窃。放贷取息是出卖了白天和黑夜。白天，就是光。白天是人通过视觉可使用的，表达了灵魂、世界和上帝的光明。晚上则是休息、宁静的时间，是人类自我恢复的时间，是被不稳定、混乱和折磨占领的神秘时刻。因此，放贷取息违反了自然的罪行，他们想让金钱像马生马那样，孕育金钱。他们出卖不属于自己的时间，出卖白天和黑夜，也就是出卖光明和休息，因此，他们是小偷，不应当拥有永恒的光明和休息。”

这就是运用于放贷取息者身上的“地狱的逻辑”。

因此，教会认为，放贷取息行为应予以严厉禁止，资本是世俗性的，占有资本是罪恶的。从公元9世纪起，教会就禁止自然人放贷取息。十二三世纪，罗马教皇曾一再颁布谕旨，规定俗世间欠钱不必付利息，已收取利息的，要退还，尚未收取的不准再索取。

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借贷活动。

尽管教会禁止自然人的放贷取息，但取息的借贷活动还是在夹缝中得以生存。教会并没有禁止寺院从事放贷活动，寺院不是自然人，不会因放贷收息而有罪孽；中世纪西欧的犹太人除了经营商业，他们也积极从事借贷。十字军东征后，犹太人利用放贷给贵族的机会而发财，贵族处境则相当困难，这自然而然地让社会更加嫉恨犹太人。

不过，这些零星的借贷难以发展成高效率的金融组织和市场体系。正如《钱…

解除金融的宗教枷锁

把借贷行为，特别是放贷取息看成是违背上帝意志的罪恶活动，曾是西欧长期束缚金融活动的桎梏。随着13世纪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投资机会增多了，原来流行的对借贷的观念，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挑战。到13~14世纪，威尼斯和其他欧洲南部沿海城镇的贸易越来越发达，迫使一些基督教神学家重新思考利息。13世纪中期，阿奎那修正了教会对商业的立场。他说：“商业利润本身不应该被赞美，也不应该被谴责，它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至于利息，他依然指责放贷取息不公正、不道德，但他又认为，有几种情况是可以取息的，比如，放贷人蒙受了损失，需要通过利息来弥补；放贷人通过合伙，把货币委托给生产者使用而赚取利润，收取回报，无可厚非。

1517年，为修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廷大量出售赎罪券。信徒购买赎罪券，可免于将来在炼狱的苦刑，花一笔钱，便可勾销过去所有罪过，恢复到初生时的纯洁。对此，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银币叮当落进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但路德认为，这违背了上帝意愿、欺骗了基督徒。在他看来，得到上帝赦免的唯一途径是悔改，赎罪券只能赎买人间的而不能赎买炼狱中的惩罚。

路德虽然挑战了罗马教廷，但他对有息放贷依然恨之入骨。不过，路德激发了加尔文解除金融的宗教枷锁。作为日内瓦大教堂的主教，加尔文受路德的影响，在16世纪中期为有息放贷“正名”。加尔文说，既然出租土地和房屋可合法收租，为什么放贷就不能收取“币租”呢？因此，他否认借钱出去收取报酬是罪恶，也不反对放贷取息和经营致富。他的追随者甚至认为，致富是来自个人的努力、上帝的宠爱和嘉奖。他们公开承认，资本、借贷、银行、大型工商业和金融业都是必要的，不再把中间人视为寄生虫，也不再把放贷者视为窃贼。他们还主张，从金融或商业获得的利润都应得到尊重，《圣经》谴责的不是放贷取息，而是过分的利息，于是，他们便将借贷行为置于了神圣的平等法之下。

从16世纪中期始，在加尔文和其他改革派神学家的推动下，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继续信奉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和抗拒罗马教廷的新教。荷兰、英国、德国和北欧都转为信奉新教，尤其是荷兰和英国，完全接受加尔文的新教伦理，接受放贷取息和“用钱赚钱”的金融业合法性。1571年英国最终废除了对放贷取息的禁令，完全解除了对放贷取息的歧视。1789年法国的制宪会议则宣布财产自由、工作自由、贸易自由和信贷自由，并于1804年实现了放贷取息合法化。

因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保护“用钱生钱”的合法性。他同时指出：“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他特别强调，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具有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是故，加尔文教的聚集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它比其他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若不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就很难从16世纪开始在荷兰和英国快速发展。在加尔文之后，金融业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加速了金融业发展，也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金融离不开产权与制度保护

何为产权

根据经济学家诺斯的理论，产权是个人对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张三通过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收入，他拥有占有和支配的权利，小王就不得去侵吞或剥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蜜蜂所酿的蜜，就被别人占有了，蜜蜂没有对蜂蜜的产权。个人对资产的产权包括从中取得收入和让渡的权利等。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的权利，需要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张三持有某公司股票，他就有依股票获得公司分配股利的权利，他将股票卖给李四，也就一同转让了附着在股票上的所有相关权利。

产权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因为有明确的产权和保护，才鼓励了人们去承担风险，从事创新活动。若没有产权的分配和保护，将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也不太可能有创新。“公地悲剧”就说明，若没有产权的分配，将导致“公共地”被过度利用。

缺乏产权的后果：公地悲剧

设想，有一块无主草地，每个村民都可无限制地在这片草地上放牧（如养牛）。每位村民的最优放牧量是，增加放牧，直到一头牛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为止，他们会注重对草地的维护。但若草地是无主的，每个村民只会考虑增加一头牛对自己收益的影响，而不会考虑对其他村民带来的损害（外部成本）。结果必然是，随着放牧量增加，草地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全村放牧总数将会超过最优水平。长此以往，草地会因过度放牧而变得贫瘠，最终没有人能在这个草地上养牛了。

公共渔场也是类似的悲剧。因为渔场是公共的，捕鱼者就只会考虑多捕一船鱼给自己带来收益，结果就会导致过度捕捞，让许多鱼类消失了。

解决该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界定产权。若草地归某位村民所有（或平均分给每个村民），全部成本就会内部化为个人成本，草地所有者就会希望最大化草地的总价值，他会选择最优的放牧量。由此可见，产权就提供了最好的激励。类似地，也可以将渔场划片后，分配给不同的捕鱼者，以此防止过度捕捞。当然，政府规定的禁渔期，也是对渔场保护更常见的方式。

产权是最重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激励人们将外部性较大的事物进行内在化。企业家和发明家对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就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但发明和创新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投入大量金钱，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对企业家和发明家的创新，分配其必要的产权，即专利，就是对他们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勇于承担风险，投入金钱与时间去研发的激励。

瓦特改良蒸汽机，就受到了专利（知识产权）的驱策。1765—1766年，瓦特参与制造了纽卡门式蒸汽机，1768年他又成功地造出装配有分离式冷凝器的原型机，1769年，他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瓦特原本指望通过有偿转让专利权来弥补研发成本，但没能如愿，于是，他开始寻求风险资本支持，并从布莱克那里得到了第一笔资助。

美国企业家的创造力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充分相信能够享受到自己的创新成果。美国于1790年颁布的《专利法》规定，发明者对自己的产品享有14年的专利权。1836年，美国成立了专利局，强化了这个新生国家对创新的信仰。狄更斯对他那个时代的美国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承认，专利是“美国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卓越样本”。罗森伯格在《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中指出，美国的专利制度鼓励普通百姓进行技术创新，其结果就是国民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有个小故事清楚地展现了美国是如何尊重别人的产权的。埃文斯于1784—1785年在费城外建立了一座水力驱动的磨坊，只靠木桶和皮带，就可把谷物从装载端传输到磨坊内不同楼层。后来，杰斐逊和华盛顿都在各自的农场中安装了埃文斯发明的这种磨坊，并且向他支付了许可费。

产权不仅是一种激励机制，还是对人们行为的必要约束。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你对你家轿车拥有绝对的私人产权，即便你停路边，别人也不能把它的轮胎卸下来卖了，或者砸坏车窗等；未经允许，人们也不能擅自闯入他人家宅。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的产权束。若张三对一幢房屋的产权束包含排斥在它附近建设煤气站、化工厂的权利，这幢房屋的价值就越大。对产权的完整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

1623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发明家便拥有从发明当中获得收益的排他性权利。1688年以后，新的金融市场实现了资本与创新、知识产权的结合，这对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使股份公司得以快速发展。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提出，光荣革命导致了英国政体的根本性变化，国王被废黜后，确立了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财政事务集中由议会控制，废除了王室特权，司法独立，英国由此确定了一个稳定的产权结构。

稳定的产权结构促进了英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继光荣革命之后，政府不仅在经济上的偿付能力提高了，而且，它从市场上筹集资本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了。1668—1677年，英国政府借入资金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表明，资金的贷出者确信，英国政府会信守协议，按时对他们的资金还本付息，因而其产权是有保障的。

产权的稳定，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是英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英国取得霸权和最终主宰世界的基本因素。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若英国没进行金融革命，那它就不可能在英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因此，稳定的产权结构的确立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革命，是后来英国能够成为世界霸权和经济中心的必要条件。

产权需要法律保护

产权给人们提供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建立了利益的分享、风险的分担等方面的重复博弈规则。在现代经济中，产权是在交换中确立的，但产权的取得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凡是依法取得产权，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法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个人的产权给予有效的保护，使人们积极建立信誉，努力工作，承担风险。如果“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辛苦劳作的成果，被别人强取豪夺，谁还会去努力工作呢？若投入巨额的资本进行发明创造，所取得的新技术和新成果，被别人无偿地或不公平地占有，还有谁去承担巨大风险进行研发呢？因此，为劳动成果、发明创造提供产权保护，就是对人们的激励，激励用双手创造财富、用智慧提高效率。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个人投资的社会价值常常附属在财产的物质形态上。因此，对个人的产权保护，也对激励投资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土地的价值与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如土壤改良）高度相关，投资越多，土地的价值越大。农民对土地有完全的产权，便能够充分享有投资带来的收益，农民就有动力对土地投资。相反，若土地的产权是不确定的，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对土地投资和改良。一般，个人对财产拥有的产权时间越长，投资动力就越大；对投资产生的收益占有程度越高，投资动力也会越强。这正是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的根本原因所在。

通过公平正义的法律保护产权，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制度保障。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创造较高的人均收入和技术革新，与它们很早就通过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契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汉密尔顿说：“政府的重大目标是保护人身及财产安全。”麦迪逊则说：“就政府的设立而言，保护财产与保护个人生命一样重要。”

中国封建社会就缺乏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宋朝是中国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朝代，《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朝的商业繁荣。不过，在人们熟知的《水浒传》中，就描写了极弱的而且是非法律框架下的产权保护。这其中，有名的就是武松醉打蒋门神。

施恩家的东门外有一座集市，叫快活林。山东、河北的客商都来这里做买卖，有很多大客户，二三十个赌坊、兑换店。施恩就在那里开了一家酒楼，生意好得不得了，财源滚滚，让蒋门神很眼红。于是，他倚势豪强，公然夺了施恩的酒楼。这就意味着，那时人们出资开办一家企业（如酒楼），就面临着被强盗掠夺的风险。

那么，施恩是如何来保护自己对酒楼的产权的呢？起先，他对蒋门神霸占酒楼，毫无办法，忍气吞声。直到武松来了，施恩才把这事告诉了他。武松路见不平，两肋插刀，把蒋门神暴打了一顿，要蒋门神将酒楼马上还给施恩，离开快活林，不得住在孟州。

即便中国历史上宋朝商业经济已相对发达，但产权仍然没有法律保护。施恩酒楼被蒋门神侵占后，无法诉诸法律来保护产权，他只能依赖于江湖上的行侠仗义之人。但依靠“以暴制暴”来保护产权，只能让江湖上的恩怨不断加深，无助于形成公正、稳定高效产权保护的预期。产权保护只能依靠野蛮的拳头，而不是文明的法律，是中国在封建社会一度有发达的商业，却没有发展起现代金融体系并最终制约商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的制度空间

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减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是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创造或限制了人们的行为空间。经济制度越市场化，金融发展的空间就越大；越是排斥市场化，越是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金融发展的空间就越小，甚至完全阻碍了金融发展。

讲到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当时对美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差异。当今世界，美国的金融业最发达。可美国建国之初，金融业就差点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想要扼杀它的，是杰斐逊；拯救它的，是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杰斐逊说，汉密尔顿是“一个苏格兰流动商贩的下贱私生子”，对他侮辱至极。而杰斐逊在21岁时就继承了一份大产业，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奴隶。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中说，杰斐逊自视为美国革命的天生领袖。

出生低贱的汉密尔顿与高贵的杰斐逊，有着泾渭分明的主张。杰斐逊认为，农场主阶级应该仔细筛查社会中有天赋的人，用贵族的权力提拔他们，授予其加入精英阶层的机会；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国需要确保人人劳有所获。杰斐逊希望，美国应保持由地主和自耕农共同组成的农业共和国；汉密尔顿则希望，美国应发展成为由制造业、贸易和城镇化驱动的商业共和国，装上各种新奇装备。

更重要的是，汉密尔顿还认识到了实现制造业强国的种种条件。他曾设想，以英格兰银行为模板，成立一家央行；建立完善的联邦税收制度，以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用美国政府的信用担保，发行新债券以偿还旧的国债等。此外，他还主张，建设统一市场，鼓励劳动分工等。但杰斐逊对汉密尔顿的金融主张嗤之以鼻，他尤其厌恶银行！

可见，美国在获得独立后，它的金融体系差点被杰斐逊扼杀在摇篮之中。好在后来双方达成了妥协，杰斐逊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国债偿还方案，但条件是，不以纽约作为新联邦的首都。汉密尔顿计划得以实施后，美国涌现了大量的可交易证券，包括国债、州政府债券，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等，这正是后来美国经济得以持久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金融在中国几乎没有发展的制度空间，因为那时，凡是与金融相关的任何收入分配——利息和股息等，都是不可接受的。银行也只有一家，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其他诸如商业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基本没有生存的空间，更不用说投资银行了。在此环境下，不太可能通过金融体系实现企业的规模化经营。所以，在那时，只有工厂，没有企业；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当然，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物资匮乏。

改革开放，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革，才为金融发展打开了大门。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一再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金融才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不仅确立了市场发展的方向，甚至奠定了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

在此，将他的原话引用如下：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正是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一个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工具（产品）体系，在中国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

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

我们在前面讲到，金融发展促成了工业革命，但这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金融与技术革新总是相辅相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发展和革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金融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信息技术革命。

人类大发展的杠杆支点：信息技术革命

在古代，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落后。家人之间的联系靠书信，战争的信息靠烽火和狼烟。这样的信息传递效率之低，是生活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讲到，当年，华盛顿去世的消息用了近一周时间才传到纽约人耳里；当拿破仑表达向美国出售路易斯安那的意愿时，身在巴黎的门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消息传给了当时身在华盛顿的杰斐逊。根据《摩根财团》，巴黎和伦敦之间的部分通信是由信鸽带着内装薄纸文件的胶囊传递的，但有些信鸽被巴黎人打下来当美餐了；还有人将文件包用气球从巴黎运往伦敦！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信息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就是电报。在19世纪，内燃机和铁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市场范围，极大地促进了全球性分工。铁路运输的发展又提升了对基于电缆的信息技术的需求。由于要在相隔很远的地点之间迅速交流列车行驶的信息，铁轨铺到哪里，电缆就同步铺设到了哪里。电报如同变魔术一样，使原本相距遥远、需要花数周时间才能传输的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了。电报使发送信息不再依赖递送信件，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经济生活可触及的范围。一经发明，电报就在商业信息的传播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电报发送的信息中，约有70%都是商业信息。

电报使美国在利用金融信息方面形成了统一的市场。早在1848年，芝加哥就建立了全美首个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芝加哥能够通过电报与美国东海岸各城市间实时互换信息。西海岸的旧金山之所以能成为欣欣向荣的全球性商业城市，也是因为当地的商人能与纽约实时联系。

1866年7月月底，人类成功地接通了大西洋海底电缆，电报走向了全球。在电缆铺好前，只能通过穿越大西洋的船只传递信息，大概需要10天，若天气恶劣，那就需要更长时间了。电缆铺好后，大西洋两岸传递信息的时间就大大地缩短了，这使伦敦、纽约和旧金山形成了横贯大西洋沿岸和北美大陆的统一金融市场。1867年，就出现了股票行情自动接收机，这是那个时代的“金融科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这个市场中不断地流动、传递，使价格更好地反映了相关信息。

虽然电报彻底改变了传递信息的方式，但人类并没有停留于此。到了20世纪中叶，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另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微处理器革命使计算机小型化，电脑走进了千家万户。互联网革命又将分散在千家万户的电脑变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不同节点。

信息技术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工业经济。在强盗大亨时代，财富是人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有形物体。在互联网时代，财富越来越多地由虚拟的代码来表示。贝尔实验室创造的晶体管使现代计算机有了重大突破。在此之前，计算机由巨大的真空管供电，体积庞大，造价高昂。诺伊斯1959年发明的集成电路，将以前需要许多独立的晶体管和元件在电路板上布线才能完成的功能，集合到了一个小硅片中，摩尔定律甚至认为，在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

1991年12月斯坦福安装第一台线性加速器系统后，互联网到来了。这引发了一场更大的革命，将个人计算机与庞大网络结合在一起搜索世界信息，人们通过互联网相互交流。1995年8月，网景公开上市时，克拉克成为第一位互联网亿万富翁。布林和佩奇创立的搜索系统，让各地的人们能够快速搜索网络上数不清的网页和信息。

信息技术进步再造金融服务

金融本质上就是信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金融的发展深受信息技术的影响，金融服务方式极大地受到信息技术的左右。过去人们存取款时，必须在银行的工作时间去排长队。随着自助银行的出现，自动存取款机让人们可以随时进行小额的存取款，不必非要在银行上班时间到柜台前排队等候，免除了排队之苦。随着信息技术更广泛地应用，网上银行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银行传统的服务方式，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提现或转账，用银行账户支付网上购物的账单，足不出户都可以完成。

信息技术对证券交易系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早期的证券交易，大多通过人工喊价，报出买卖价格。在电影《子夜》里，证券的买卖价格是写在黑板上的。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股票市场发展的早期，投资者要买卖股票，就得先填好一张纸制的买卖申报单，再到证券营业部的窗口前排队；人们要获得当天的股价信息，往往需要订购一份相关的报纸或杂志。但计算机技术通过电子化交易，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易习惯，以及证券价格和公司信息的传输方式。现在，那些历史悠久的交易所，都已不做人工喊价，交易完全通过计算机完成，无论人们坐在家里还是办公室，抑或是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都可以在手机上获取证券价格的实时行情或完成交易。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正在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互联网金融随之而兴起。一些人曾经美好地设想，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因为有搜索引擎、大数据、社交网络和云计算，极大地降低了交易双方在资金期限匹配、风险分担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成本，使互不认识的借贷双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融资。由于此类互联网金融创新，有人大胆地预测，金融正在迈入“去中介化”的新时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全球之先河，于2020年年底宣布，将允许企业直接在纽交所上市，企业用直接挂牌融资的方式，向市场公开发行新股和募资，无须按传统模式向投资银行支付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巨额承销费用。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支付方式，使商品的买卖、金融交易更加便捷。银行开发出了储蓄卡和信用卡，刷卡逐渐取代了直接的现金支付方式。虽然刷卡是支付方式的重大变革，但每家银行在商场付款台都有一个POS机，顾客在A银行的卡，就不能用B银行的POS机刷卡付款。“银联”出现后，将所有发卡银行联网，就可使各家银行共享自动柜员机的交易平台，顾客只要持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就可用任何POS机刷卡了，商场也不必铺设那么多电缆为每家银行放置POS机。

如今，信息技术更深入地应用后，POS机也正在走向绝迹。移动支付方式迅速崛起，不携带现钞或银行卡，也能足行千里；即便“身无分文”，只要带着智能手机，也能小到享用冰激凌，大到入住高档酒店。人们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或近距离传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发送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极大地提高了支付的效率。

信息技术与生物识别技术的融合，又催生了全新的支付方式——“刷脸支付”。你现在走进商场或超市，只需在摄像头前露出尊颜，并且匹配一致，就可成功付款，拿走你购买的宝贝了。各大银行也纷纷在ATM机上推出“刷脸取款”功能，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银行卡，看一眼摄像头，再输入手机号、取款金额、密码等，机器就“吐”出钱来了。总之，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刷脸”等生物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银行卡也正在成为历史，“有脸”便可支付，“靠脸吃饭”的时代到了。

猫鼠游戏——金融如何在监管中发展

金融是受政府监管较多的领域之一，如存款准备金管制、利率管制、准入限制、资本充足性管制、资本流动性管制等。我们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猫鼠游戏，也是促成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规避监管以获得更多的业务自由度和盈利空间而采取的种种金融创新，被称为监管套利。

法定存款准备金与欧洲货币的兴起

法定存款准备金，就是商业银行按要求将吸收的一部分存款缴存到央行而形成的准备金。在西方国家，央行并不会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商业银行缴纳的准备金越多，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就越少，机会成本就越大，因此，准备金又被称为准备金税。

为了规避准备金的限制，国外的商业银行开发了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欧洲货币。欧洲货币就是在货币发行国之外流通的货币。通常，本国不能要求外国的商业银行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因此，吸收欧洲货币，商业银行就无须缴纳法定准备金，扩大了可用于贷款或其他生利资产的资金规模。

在中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一度达到了20%以上，通过吸收存款来为某项贷款提供资金，法定存款准备金就会占用20%的资金，这实际上提高了贷款的资金成本。为此，商业银行就尝试着以发行一般金融债券的方式来为某些贷款提供资金来源。比如，中小企业专项债券，即商业银行发行此类债券筹集的资金专门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由于债券在定义上不属于存款，因此不需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

利率管制催生货币基金

美国《银行法POS机安全》的Q条例^[4]规定了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如果市场利率上升到了高于Q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存款者就会提取银行存款，用于其他投资，银行存款的规模就减少了。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持续的低经济增长率和不断上升的通胀率并存，导致市场利率节节攀升。

当时，美国养老基金“教师年金保险公司”现金管理部的主管兼信用分析师班特，在1970年创立了名叫“储蓄基金公司”的共同基金，并于1971年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对公众销售金融产品。1972年10月，储蓄基金公司购买了30万美元的高利率定期储蓄，同时以1 000美元为投资单位出售给小额投资者，将资金汇集起来购买国库券，使得普通投资者可以参与机构间市场，获取比银行存款更高的收益。就这样，小额投资者享有大企业才能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同时拥有了更高的现金流动性，全球第一个货币基金诞生了。

中国的存款利率管制同样推动了金融创新。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存款基准利率较低，有时甚至低于通胀率。为了规避存款利率的限制，银行理财产品便大量地兴起了。银行理财产品不属于存款，其预期收益率自然不受央行利率政策的限制，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类似的还有各类信托产品。信托不属于存款，自然地，信托产品的收益率就不受人民银行的利率管制。曾经有一段时间，信托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0%以上，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水平，结果，许多家底雄厚的居民就购买了信托，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导致了信托规模的大幅扩张。

分业管制与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

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也受到卡拉合伙人政府的严格监管。例如，在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商业银行就不能承销股票和证券的经纪业务。为了规避这一管制，金融控股公司便随之兴起了。金融控股公司是指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作为子公司的一种纯粹型控股公司。纯粹型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没有自己特有的事业领域，而仅仅是一个公司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通过金融控股公司，便可以达到子公司分业、母公司混业的目的。金融控股公司最早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是商业银行为了规避不得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不能同时从事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务的法律限制，而采取的一种金融创新。

后来，一些机构如法炮制，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把业务范围扩展到银行、证券、保险等所有或大部分金融领域，实现了混业经营。在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动因同样是基于分业管制。例如，中信控股就曾通过设立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等子公司而同时从事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务。

总有破茧的欲望：内驱力

降低交易费用

降低交易费用是金融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因。货币的出现克服了需求的双重耦合，不仅扩大了实物产品交易的广度和深度，也促进了金融产品交易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的出现，也极大地降低了资金盈余者在投资时搜寻信息的成本。证券交易所将大量有价证券的买卖双方集中起来，投资者在这里似乎根本不用寻找交易对手，只需要输出买入或卖出的证券代码、价格和数量，就可在瞬间完成交易。证券投资基金将分散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然后由基金经理来管理，负责任的基金经理在做出一项投资决策前，会对投资标的进行必要的分析。相较于众多中小投资者自行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加工，由投资基金来管理，则可极大减少此类重复性的信息处置过程。信息收集、分析POS机安装和处理的专业化，降低了交易费用。

欧元的诞生和使用是降低交易费用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典型。2002年1月起，欧元正式在欧盟成员国流通，一些成员国原本发行的货币逐步退出流通。欧元的诞生是人类货币史上一个伟大创举，因为欧元区的形成，大大降低了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资源配置能够不受主权国家干涉而跨越国界得到更合理的配置，欧元区的金融市场更加一体化了。在欧元正式流通之前，外国游客到欧洲国家旅行，就必须同时准备各成员国发行的货币，在换汇的过程中就会损失很多，而且会耽误很多的时间。现在，只需持有一种货币——欧元，就可以游遍欧元区的所有国家了。

提高收益或流动性

推动金融发展的另一个动因就是增加收益或提高流动性。

余额宝是为了提高收益和流动性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典型。在余额宝出现之前，许多人将钱存在支付宝，长时间没有任何收益。

支付宝发现，这些闲置的、没有收益的钱，其实是个巨大的商机。若能让支付宝里的闲钱“生”出一部分钱，同时人们在用支付宝购物时，又可无缝地将里面的钱用于付款，那对支付宝的用户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呀？而原来的货币基金虽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但在购物时，不能将它直接用于支付。可见，支付宝里的钱与货币基金，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

于是，支付宝就与天弘货币基金连接了起来。投资者将支付宝的资金转入余额宝，就相当于购买了货币基金，享有货币基金的投资收益；与之对应的另一面是，若投资者需要用支付宝购物但又没有足够闲钱时，又可将余额宝购买的基金及时地转换为现金而完成支付。就这样，支付宝里的闲钱获得了收益，货币基金又具有了支付的功能。

继余额宝之后，以挖掘银行活期储蓄存款为目标的“类余额宝”层出不穷，比如，“现金宝”“活期宝”等，不一而足。它们不仅可获得相应回报，还可无障碍地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这就使得原本基本没有利息收入的银行活期存款，出现了货币基金化的趋势。

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创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最早是从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开始的。为什么会如此？

银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期限错配。什么是期限错配呢？试想一下，你到银行去办理的存款，有超过5年的吗？事实上，银行吸收的存款有一半左右是活期存款，超过3年的都很少。但是，银行发放的贷款，绝大部分是中长期的，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住房抵押贷款，会长达30年甚至更长。银行用短期的存款来支持长期的贷款，在金融学里就叫期限错配。

期限错配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在正常的时期，这不会给银行带来麻烦，毕竟，银行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将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但是，若在较短的时间内，银行面临大量存款者排队取款，它又不能立即收回已经放出去的贷款，这时，麻烦就出现了，这就是流动性危机。

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出现过的情况。美国有一类金融机构，叫储蓄与贷款协会，它们吸收老百姓的存款，专门发放期限长达三四十年的抵押贷款。那时，它们吸收的存款，受到美国《银行法》 Q条例的管制，不能随市场利率的变动而灵活调整。然而，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通胀率大幅攀升，带动市场利率急剧上升。储蓄与贷款协会的大量存款为追求更高的收益而流出。面对存款大量外流，长期抵押贷款又不能变现的情况，储蓄与贷款协会出现了倒闭潮。

应对的办法之一，就是将原本缺乏流动性的抵押贷款重新打包，转化为标准化的证券，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及时收回了放出去的抵押贷款。这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此后，资产证券化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凡是具有可预期、较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比如，银行信贷、企业应收账款、高速公路收费权、公园门票收入权等，都在广泛地证券化。

分摊和转移风险

分摊和转移风险也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随着储蓄与投资相分离，人们在金融投资上就面临着不确定性；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也使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面临着经济损失的危险。为了规避各种金融风险，人类发明了新的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

根据《美国金融史》，在大探险时代，意大利人会相互签订合约，约定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风险和利润的方式。11世纪意大利主要经营海外贸易的卡曼德斯就具有现代有限合伙制度的一些特征，商人向交易伙伴提供资本，供后者海上航行或探险。探险归来分配利润后，就解散了。当时，人们认为“生命是廉价的，资本是稀缺的”。通常，提供资金的被动合伙人获得3/4的利润，航海的主动合伙人获得1/4。合伙、通过共同出资拥有股份，就不仅是资本的筹集手段，也是分摊风险的方式。

各类保险公司的出现就是人们以较小的代价来挽回较大损失所做的努力；像商业银行这类金融机构的产生也降低了人类社会将储蓄资源转化为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各类金融证券二级市场的产生，也是为了找到确定资本市场价格的机制和降低持有这些证券的流动性风险；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专家理财和扩大投资组合的范围降低了证券投资的风险；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如远期交易、期权、互换、期货和信用衍生品等，都是个人、公司为防范财务风险而设计的手段。不过，某些原本是为了规避管制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在价格剧烈波动时，却产生了更高的风险。

[1]J.P.摩根公司在刚创建时名为J.S.摩根公司。为便于理解，本节统称为“摩根公司”。——编者注

[2]“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兑付办法是票面利率加保值贴息。由于保值贴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该产品在期货市场上有一定的投机价值，成为当时的热门炒作素材。——编者注

[3]乌龙指，是指交易员、操盘手等在交易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价格、数量、买卖方向。——编者注

[4]Q条例，是指美联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金融条例中的第Q项规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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