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机办理：地摊经济再升温，日入9000元能否复制？

地摊经济再升温，日入9000元能否复制？

如何在市民需求和城市治理间找到平衡点？纵观全球城市，新加坡的“邻里中心”（Neighborhood Center）模式，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2月19日，陕西榆林市街道边热火升腾的烟火气。摄影/王杨

文/《财经》杂志 实习记者李骞 记者张舸

编辑/邹碧颖

3月底，一对“95后”小夫妻在浙江义乌青口夜市日营业额超过9000元的视频走红网络。央视新闻报道，这对夫妻售卖“铁板豆腐”和“狼牙土豆”。“豆腐西施，土豆郎”，妻子范丹丹忙活售卖，丈夫赵庆书准备食材。小吃出单快，成本也比较低，刚开始的时候一年赚十几万。夫妻俩一边摆摊一边直播，现在基本上每天有5万人在线看他们直播。

消息一出，便引发网友质疑，认为实现这一营收，不太现实。有网友估算，如果每份小吃的单价是9元，那么一晚得出餐1000份左右。随后，赵庆书回应，他们从12点多开始准备食材、晚上5点出摊，还雇了两位帮工。平日的营业额在六七千元，电视台来摊位录节目时吸引不少人围观，比平时多卖2000元左右，不过“我们生意本身也不错”。

地摊乍看起来低成本、不起眼，但正因其吸纳就业、促进消费的功能，重回公众视野。2月2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允许在设摊开放区有序设摊，首次提出设置“特色点”。这份文件明确，在划定的设摊开放区内，可有三种类型的摊位，包括特色点、疏导点和管控点。

无独有偶，近期，广西、北京等省市也纷纷出台鼓励地摊经济的政策措施。2月10日，广西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充分就业增强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和小摊小店等特色经营。1月30日，北京印发《清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北京将制定实施商圈外摆经营管理规则，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

事实上，有关“地摊经济”的讨论由来已久。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为助力复工复产，2020年5月，中央文明办提出，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不纳入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此后，各省市接连出台措施，推进地摊经济发展。2020年3月15日，成都市出台相关措施，到同年5月28日，成都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

近两年，国内的地摊经济发展如何？还面临哪些挑战阻碍？

2021-2022，

地摊经济在这两年间发展如何？

2020年，各地政府纷纷传递出支持地摊经济发展的声音。据微信官方数据，截止2020年6月，微信支付“小店”交易活跃度达到历史最大峰值。但2021年开始，疫情期间短暂“放松”的地摊管理政策再度收紧。在一些地区，摊贩和城管间又开始了“猫鼠游戏”。

2月17日，63岁的李阿姨在北京市望京东路的小区门口摆着一个糖炒栗子小摊。她的经营设备只有一辆电三轮和一口大炒锅。李阿姨告诉《财经》记者，她此前做过建筑工和环卫工，但随着年纪增长逐渐找不到工作，只能摆摊为生，2020年初的时候她卖过鲜花，这两年开始卖糖炒栗子。

望京附近有多家外企和互联网总部，周边交通发达、餐饮和娱乐选择丰富，但因为害怕被城管罚款，李阿姨并没有选择那些人潮往来的地方，只敢在客流没那么大的住宅小区门口简单卖点东西。

在记者驻足的一个小时中，偶尔有人过来询价，但购买的人不多。李阿姨说，地摊的生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做。“生意不好的时候，从下午5点待到凌晨2点都没多少人路过，一晚上只卖了20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最多挣200块钱。”

她表示，今年开始城管执法变得更严格，过年回来已经被城管没收过两次设备了，需要交将近2000元罚款才能把东西拿走，“因为太贵了还是没有要回来”。

这条路上只有几盏路灯，李阿姨为了照明在卖货的小三轮上单独支了一盏小灯。不远处，朝阳区特色文旅消费街区——“望京小街”灯火通明。

图1:李阿姨的糖炒栗子摊

图片来源：《财经》记者经授权拍摄

事实上，地摊经济的支持政策能否延续值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些利好地摊经济的临时政策，是否会随着疫情放开和城市规划的调整而消失。疫情期间，大家在出行、购物、就业等方面都面临很多挑战，不少城市在地摊经济方面找到了解题的突破口；现在来看，疫情期间的一些临时的友好政策的效果正在减弱。

2020年，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地摊经济行业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6月4日，全国至少有50地通过设立摊贩规范点等方式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尤其是华中和西南地区。截至2020年5月底，全国已有1200万小店和路边摊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南都民调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放宽流动摊贩管理后，5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光顾摊贩。

但2020年6月之后，地摊经济似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由于目前尚无官方的地摊经济统计指标，此处以地摊摊主常使用的小型车辆（微型卡车、微型货车）的市场需求变化，侧面反映地摊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1年开始，中国微型卡车的年销量逐步下降，全年国内微型卡车市场累计销售60.45万辆，同比下跌15%；此后的2022年微型卡车年销量进一步下跌至50.69万辆。这表明2020年过后，地摊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遇冷，并未像此前一样开展得如火如荼。

图2:微型卡车全年销售量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3年以来，疫情管控措施放开，各地政府开始出台举措、卯劲拼招商引资。马亮提醒，虽然地摊经济、小店经济等“微经济”对当地经济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由于每个城市的定位和战略着力点不同，地摊经济可能不会被纳入优先考虑的范围。其次，地摊经济总量不大，尽管市场主体多、分布面广，但未必会受关注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地摊经济与消费复苏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旨在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相较地产、汽车等国民消费的支柱产业，地摊经济带来的消费金额不大，但消费场景却更加触手可及。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数据，截至2023年1月，中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14亿户，约占市场主体总量（1.7亿）的三分之二。其中，个体工商户在第三产业中占比近九成，集中在餐饮、零售、便民服务等距离居民日常消费最近的行业。另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报告，2018年全国个体经营户营收总额为13.1万亿元，约占社零总额的34.4%。

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陈荣曾表示，地摊消费倘若健康有序发展，也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有效方式。中国强调投资拉动型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见效缓慢、成本大；购房、买车等大型消费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切实际；地摊经济属于个体消费，其拉动内需的范围、触角和影响力更广，积少成多，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也非常有帮助。

小商贩们往往在社区附近或热门商区集中出摊，产品多样且价格低廉。艾媒咨询2020年的调查显示，愿意购买市集食物、用品和便民服务的受访用户占比分别为64.97% 、65.70%和57.67%。东北证券的研报中亦指出，在2007年和2017年两次政策对地摊经济相对支持时，消费板块都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盈利上升，其中食品饮料行业受益明显。

地摊经济独有的商品与线下消费体验也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打开小红书，“摆摊日记”词条的浏览量达9.4亿词，“夜市摆摊”词条的浏览量达3.2亿次，有关的“摆摊技巧”、“摆摊爆单分享”等教程成为热门。其中原创手作、家庭美食、手艺绝活等独家小商品和服务成为地摊消费区别于常规门店消费的主要卖点。

加之地摊的摊位往往并不固定，看到心仪的商品时，人们难免会产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心理，也就更容易产生消费。陈荣曾表示，对于信任型产品和高价格、重品牌的产品，消费者一般仍倾向在大型商场超市购买。网购打破消费场景局限，但需要等待时间，存在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部分人群并不习惯网购。在地摊，则可以第一时间买到以上提到的即兴消费商品，具有其他渠道所不具备的优势。

陈荣曾表示，地摊经济适合三类商品，一是看到就有购买欲望的应激性商品；二是引发情绪性购买的商品，比如情侣散步时看到的玫瑰花；三是应景性的、冲动型消费品，比如一些小饰品、香气扑鼻的食品等。

在热闹的消费氛围下，人们的消费欲也随之被调动。以云南省丽江市的嘉和夜市为例，2020年7月的日均交易额约达100万元，地摊销售业绩相当不错，而经营最好的烧烤摊在一天晚上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8000元。

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

相较于大型的商超，地摊经济因其“见缝插针”的特性，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城市的闲置空间。张新民表示，“地摊”通常设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商业区或居民生活区附近，人们不用网购，也不用舟车劳顿地前往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即可购买到一些日用商品，不仅快捷方便，对于市民转变消费模式、培养低碳理念和行为习惯也大有裨益。

从单个的案例来看，城市管理并非无法兼容地摊经济，地摊经济甚至可以成为城市管理中独具特色的部分。张新民向《财经》杂志记者介绍了德国和法国的地摊经济的情况。在德国，地摊经济也是跳蚤市场，良好的商品质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法国，每周日各个城市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开设集市，商贩需要上交摊位费，有专门负责清洁的人来打扫。他还提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受保护的文物景观，是世界文化遗产“巴黎塞纳河畔”的一部分；新加坡渔人码头也利用外摆形式创造了便利消费环境，成为本地人钟爱的消费胜地，国外游客喜爱的旅游打卡地。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地摊治理的相关法规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相关内容的梳理见下图，可以说在政策层面，地摊经济逐步受到支持和保障。

图3: 地摊治理的相关法规梳理

图片来源：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尽管政策不断完善，但地摊经济仍然面临着保障生活和城市管理的两难困境。

根据贝壳找房发布的《2019城市社区宜居报告》，深圳最宜居，北京、杭州紧随其后。但在TOP10城市中，从指标单项来看，天津的生活便捷指数最高，尤其是天津的级升里，周边商业配套齐全，餐饮店非常多，是一个居民氛围浓厚的小户型老社区；深圳反而排在末尾，第十位。城市向着国际化建设的同时，忽略了街头巷尾的“烟火气”？

陈荣曾表示，一些小吃本来可以在地摊很便宜就买到，但由于长期缺失了这种商业业态，到商场要花很贵的价格去消费。

然而，地摊经济缺乏规范管理也会为消费者带来困扰。近期，“千万要小心身边的鬼秤”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排行榜。视频中，拍摄者自带电子秤去路边摊买水果，经过对比，几乎全部小贩都使用了做过手脚的秤。有网友评论“买东西只敢去超市等明码标价的地方了”，也有网友呼吁“工商局和城管该来管管了”。地摊经济与“脏乱差”标签如影随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指出，部分城市对地摊经济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不允许摊贩占道经营，给居民生活带来困难和不便；但地摊经济通常沿街为市，放开地摊经济的城市则承担着维护市场秩序、解决交通拥堵、维护卫生环境和确保产品质量等各方面的压力。比如夜市的噪音可能会影响周围居民区的正常生活；再比如由于销售产品的商贩不固定和出摊地点和时间多变，对地摊经济的产品质量监管难度大。

地摊经济还可能造成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曾屡屡见报。马亮分析，要实现城市综合治理和发展地摊经济之间的平衡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共识，制定一套城管、摊贩和周边居民都认可的监管政策。大家都遵守规则，类似纠纷可能就会减少。马亮也指出，默契和共识的养成与积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一旦被破坏之后就很难恢复。

马亮指出，城市综合治理水平和地摊经济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马亮表示，如果城市综合治理以城市的安全和整齐划一为目的，那地摊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地摊经济必然是千姿百态的；如果城市综合治理的目标也包括地摊经济的繁荣和烟火气的回归，那么地摊经济的发展会免费POS机朝着好的方向迈进。

要让地摊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许光建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应当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布局选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消费者的购物和休闲习惯进行规划，既要便利商贩摆摊，便于消费者逛街选购消费，也要考虑交通安全和市容管理。其次要对进入地摊的商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进行监管，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地摊市场，确保食品安全。第三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杜绝城市环境“脏乱差”。政府部门要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增强摊贩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对于污染城市街道，而不积极采取纠正措施的摊贩，进行适当教育和必要的处罚。

城市烟火气，理想如何照进现实？

2月16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提出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让适老化服务、休闲娱乐等设施更加丰富，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近年来，商务部积极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确定两批共80个试点地区，指导推动试点工作加快落地。许光建指出，“小修小补”看着很不起眼，却是不可或缺少的服务行业，不能小看这些修鞋配钥匙POS机费率的小生意。

部分城市走在试点的先行路上。以北京市中关村街道为例，为满足居民在“小修小补”等低频刚需的便民服务需求，中关村街道办成立了“中关村地区生活服务业领导小组”与“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明确了类似网点设立的标准。在不影响市容的情况下，通过社区闲置房屋、自行车棚、临建场所或综合体搭载，以零租或低租金的方式，设立了32处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网点，其中多数设置在室外，占地三、五平米左右。

池师傅在北京市翠微路和太平东路交汇路口处经营着一个修车摊，通过小区居委会向公安和城管部门申请协调，这个小小的修车摊在路口一扎根就是二十年，池师傅也已经算是周边小区的半个老街坊，“大家都喊我老池”。

池师傅告诉《财经》记者，修车、配钥匙等“小修小补”算是惠民服务，加之并未占用什么公共设施，没有办事人员向他收取过手续费或租金，“扣掉更换零件的成本，一天大概能挣100块钱，手工钱不多，但勉勉强强也够养家糊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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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翠微路口修车摊的池师傅

图片来源：《财经》记者经授权拍摄

实际上，考虑到地摊经济对于灵活就业和便民生态的促进作用，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又开始重提地摊经济，并出台相应的鼓励举措。

2月10日，北京市商务局在2023年工作会议上表示，2023年北京将试点建设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加快生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去年9月，上海市修订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不再要求全面禁止“路边摊”，明确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

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马亮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恰是衡量烟火气最关键的一个纬度，“过去简单粗放的切割功能区，往往对城市生活的便利性造成一定影响，我们期待各方面能融为一体，可能随便拐一个巷子、随便走到一条路上，都能看到想要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有新奇感的地方。”

相较池师傅，目前受制于经济因素和商铺的消防安全限制，李阿姨只能选择继续在外奔波，“偏僻位置的门店月租最低要3000元，一些商场里的好位置甚至要上万，比被没收的设备都贵”，这笔固定开支对迫于生计的李阿姨而言实在是个天文数字，“而且炒栗子需要点煤气，很多出租的商铺都不允许使用。”

“烟火气”的回归考验着政府治理水平。许光建表示，要提振“烟火气”，政策应持续发力。地方政府可以多渠道筹措资金，以消费券等形式鼓励、拉动消费，促进消费市场的回暖，同时疏解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者的现实之困，增强社会消费信心。

如何在市民需求和城市治理间找到平衡点？纵观全球城市，新加坡的“邻里中心”（Neighborhood Center）模式，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邻里中心”的商业模式立足于“大社区”理念，从满足居民健康、教育、出行、文化、邻里关系等多样化需求角度出发，科学设计各类社区服务。通过布局菜场、银行、卫生所、理发店、快餐店等多种商业配套，打造出新加坡独有的“地摊经济”模式，极大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粘性。

在这种邻里中心模式下，新加坡同时考虑到居民消费需求与邻里中心的网点数量，从更宏观的视角将社区商业纳入到城市总体建设规划中，通过政府的精准施策，让这道地摊经济难题反变成城市治理的范本。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表示，结合中国人居环境和网络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新加坡模式值得我们在探索“地摊经济”、“小店经济”升级时参考。

中国地摊经济的未来走向何方，不应再是“一放了之”或“一禁了之”的单选题。马亮认为，要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真正看到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可能不止是一条路，每个城市的道路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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